七年前的十一黄金周，决定去长白山顶看天池。东北的秋天很美，山上五彩斑斓，在晴川丽日的映衬下，如盛装少女等待隆重节日般的热烈。

在一个县城火车站下车，去长途汽车站买好票，于是在街上闲逛。东北物产资源极为丰富，原是国家重工业基地，近年来由于经济转型而陷入困境，街边的商店由废弃汽车铁皮改装，一些老建筑上依稀有毛泽东语录的字迹，但街上男女的衣装却是艳丽时尚，令人有一种不协调的滑稽感。

在县城打发完三个小时后，下午两点钟乘汽车往长白山方向出发，路上所见尽是高树密林，好多地方在修路，到后来就直接在黄泥路上颠簸了。车上的乘客全是本地人，唯我的背包显得突出，邻座的男子很自豪地向我介绍长白山概况，并且告诉我夜里不能到大长白山脚下，只能投宿在距长白山4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。我旅行时的习惯不太好，一般只打听好火车线路，对于吃住行细节并不留心，凡事随遇而安。

到达小镇时已天黑，我找好一家朝鲜族旅馆住下，品尝完泡菜和咸鱼后心满意足，遂出门散步。秋季的长白山旅游已转到淡季，许多酒店已停止营业，连灯光也没有，我在惨白的路灯指引下逛了几条街道，天起凉风时，小镇更显得凋零萧索。我身上衣服不够，于是回旅馆休息。

清晨尤其寒冷，吃过早餐太阳才出来，旅馆老板的女婿开车送我去长白山，车子行驶在清旷的风景里，远处的高山渐渐清晰起来。40公里花了40分钟，车费也正好是40元。长白山刚下过雪，霜风冷飕飕的，进了检票口有大巴供乘客搭乘，车子在浓密的白桦林里穿行，我身边有两个大学生，从他们兴奋的言语中得知是第一次旅游，他们看我独行侠打扮，又一副天生的慈眉善目，便想和我同行。我们三人下了大巴，挑选好一道山梁准备攀爬，我扎好衣服系好背包，取出登山刀具，同时告诉他们一些登山基本经验。

山风很大，山梁上的积雪被磨得又薄又滑，我们弓身爬行，身体不断受山风摇撼，每前进一步都很费力。在阳光普照下，附近的白桦林苍黄挺拔，我却无心欣赏美景，抓紧手上的树根往上攀爬，背上直冒汗，脖子却不堪寒风。在半山腰的避风口休息了一会儿，两个大学生还在艰难攀登，其中一个已是蛇行在地。我劝一个体力弱的走大道上山，带了一个体力好的男孩向东继续上山。

岩石上的积雪无比滑溜，我用刀子刮掉雪层，再撒点泥土，然后小心翼翼踏上去，向东没有刀具，他便循着我的路线前进，倒是节省好多力气。登山时力气全集中在足尖上，我的运动鞋对付一般山梁还可以，但在积雪上攀行就很困难，攀登时一不小心足尖滑空，顿时全身失去平衡，我沿着岩石急剧滑落，耳边犹能听到向东的惊叫声。草根荆棘撩拔着我的衣服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双手握着刀具到处乱插，插到岩石上便发出沉闷的声音，身体依旧快速下滑。幸亏后来刀子插到泥土上，我抓着刀子如同抓了救命稻草，全身的力量全在双手上，一株灌木终于阻止了我的滑落。

好几分钟没有反应过来，手和脸也被划破了，衣服上全是泥土，双手几乎麻木了，我的脑子渐渐清醒，回头往下看，大约五米远的地方正是一处悬崖，于是背上汗出不止。运动鞋也磨破了，我站起身，感觉全身酸疼，但走路倒是无碍。向东在上面焦急地喊我，我伸出两根麻木的手指，对他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。喝了口水，我擦掉脸上的泥污，一瘸一拐地上山，向东拿过我的刀具，主动在前面开道。风依旧凌厉，背风处的林从却是一派祥和平静。

两个小时后，终于到达山势平缓处，积雪很厚，一踩一个足印，我终于放下心，顺势倒在雪上。向东不停给我拍照，我懒得换姿势，任由他作践我的形象。

天池有一种圣洁凛然的美，和岸上积雪相映辉光，令人不敢走前。我去过云南的泸沽湖，也去过西藏的巴松措湖，唯有长白山天池的光芒，至今震撼着我的身心。许多韩国游客在天池边敬虔地沉思，我看见对面山峰上的朝鲜士兵，心里无所思也无所念。

下山时我们走大道，沿途有越野车飞驰而下，从路边看山谷下有一些汽车残骸，心里庆幸没有乘车游览。

在山下的温泉边吃了几个鸡蛋，渐渐恢复了力气，只是腿疼难忍，需要在长白山休息一天。向东和他的同学还要去别的地方玩，我们就在温泉挥手作别，经过一番艰难旅游，几个人如兄弟般难舍。

暮色渐浓，温泉的雾气氤氲满空，我几乎疑是到了太虚幻境，但山谷里寂静得连鸟声也没有。向东发来信息，他们已上车，我思想自己半辈子天涯孤旅，却能处处留情，算不上相识满天下，可心里还是挺美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  距汶川地震不到200天，死难学生的父母尚未从悲痛中恢复，四川另外一批人已经开始唱歌欢喜了，这批人指部分负责和承揽灾后重建工程的官员和商人。

     据某媒体消息 ，成都一位水、電基礎建設承包商，此人之前是政府部門負責這塊的官員，幾年前下海自已開設公司，為了攬到地震重建項目的工程，經常駕車到北川的官場活動，曾在八月中旬兩天時間內豪花120萬層層賄賂打點，並承諾與北川有關政府官員工程利潤五五分成，最後成功得到1.5億工程的項目，此人已在十月份把在成都的公司大本營搬到北川籌備開工。

     

夜里整理电脑，发现一组三年前在江西婺源的照片，若不是熟悉的清旷秋景，我几乎忘记了那一段旅游。2005年国庆节我在德兴铜矿哥哥家玩，铜矿毗邻婺源，山水风光相似。一个阳光煦暖的早晨，我突然想出去看看秋天景色，乘巴士不自由，我便骑上轻便摩托车出发了，一催油门，身体心情就飘荡在微微秋风里了。

江西是丘陵地貌，不乏灵秀名山，连阡陌山陵也沾了幽微气象。我沿着铜铺江骑行，路上行人少，不时有飞虫触脸，脸上有痒痒的感觉。铜铺江两岸长满了芦苇，鹅黄色的芦苇丛里零星停泊着小船，渔民靠打鱼和摆渡为生。

婺源原属安徽，解放前划入江西上饶管辖，但人情风物依然是徽派风格，江边的民居亦是白墙灰檐，和江西的旧派祠堂迥然各异。我心有感触，八百年来的朱熹理学文风，却是已在上饶融通生根，说不清是朱熹改变了赣东闽西的风气，抑或是朱熹汲取上饶和武夷的山川精华，从而造就了一代明净通透的大师。

过了江桥开始在山路上环绕，徽式民居略显破败，门庭上挂着辣椒干果，路边的水泥地晒满了稻谷。我放慢骑车速度，躲避着耕作收工的老农，唯有那水牛一边吃草，一边摇晃着脖子，根本不把行人放在眼里，我干脆停好车子，随意四处拍照。

南方的秋天苍黄却无凋零景象，许多柚子树上挂满丰硕的果实，夏天的柚子汁多不甜，一般农家不会摘光所有果实，秋天才是吃柚子最好的季节。冬天阴冷，柚子留在树上容易腐烂。

一对中年夫妇刚从地里回来，男的挑两竹筐红薯，红薯叶上犹自滴着露水，女的挎一篮红萝卜，萝卜上沾着泥块，但颜色甚是鲜艳。我对着竹筐拍照，女的羞涩地微笑，男的递给我一颗红薯，我在水沟里洗净红薯，咬一口清脆甘甜，原来是红薯中的佳品。我吃着红薯，随便向男的打听前方路线，原来从村子可以上山游览，但我的女式摩托车不适合崎岖的石子路。因此我决定游逛附近的几个村子，中午尚能赶回铜矿吃饭。

车子行驶在村子里，鹅群纷纷跳入水塘，溅起两排水花，公鸡不会游水，腾起翅膀在半空中旋转，在我面前卷起漫漫尘土，我意识到相机和摩托车惊扰了自然，于是推车前行。路边的孩童停止游戏，微笑着看我裤管上的泥痕，几个农妇拣完枯菜叶，提着筐子到小溪洗濯。

辛弃疾年轻时驰骋沙场，终日以烈酒和铁剑为伴，晚年隐居在上饶山区，诗里词中尽是池塘水田小顽童，曾经的金戈铁马雄风，在悠悠绵绵的农家里磨尽殆失。人生于自然，亦当归于自然才是万事宁静。

南方的山村不像北京城的规划工整，连小路也循山势水流而建，我转着转着就迷失了方向，我看看太阳，又看看手表，还是判断不好归途的方向。一个洗菜的大娘给我指点路径，半天我也没明白，幸好一个小商店的老板帮我辨清铜铺江的位置。

摩托车翻过山坡，底盘上不时触碰到石头，我小心翼翼地绕弯，尽量行驶在路边的草丛上，还要警醒不要翻车到水沟里，身上开始出汗。好不容易看见草木低阔的江边，却发现山路已到尽头，前面是一座二十米长的独木桥，由四块木板接成，宽度不足一米，而且木板之间的缝隙极大。我看着独木桥下的小溪，心里吸口凉气，桥足有一丈高，小溪水面很浅，一不留神掉下去肯定要受伤。

我用石头把木板缝隙填上，又试了试桥面的弹性，搬来大石头垫上桥端，然后骑上车子轻轻滑行，我把摩托车当船来撑，两条腿如同两只竹篙，摩托车压得木板桥嘎嘎的响，我背上汗出如注。

等把摩托车推出艰难的山路，对岸就是德兴铜矿，我心里松了口气。但烟波微茫，我的车子无法过岸，车子在鹅卵石的河滩上也不能行驶，我只有耐心等待摆渡的船只。将近等了半小时，阳光晒的我眼前发黑，困乏得想睡觉，终于等来了一艘柴油船。还是艄公有办法，他拆下一块木板搭在船弦，我在下面往上推车子，艄公接住车子固定好，我筋疲力尽地坐在船头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常说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，我这一段旅途，打死也不想再走一次了。

小船到达对岸，我付给艄公十块钱，他很热情地继续售后服务，我们两人抬着一百多斤重的摩托车走过河滩，顺着一个水泥台阶到达马路。我坐在台阶上，看着密密麻麻的芦苇，身体有一种眩晕的虚空，科技给人提供方便，也制造更多的麻烦，要是我的车子没油或坏了，受罪恐怕不仅如此。

休息了一会儿，感觉到口干舌燥，于是拔了一些草根在嘴里咀嚼，甘甜湿润，我渐渐回魂返阳了。想起徐霞客游黄山天都峰，为饱览高峰美景，想尽办法攀爬上去，可下山时才发现石头险峻，根本无路可走。豁达的徐霞客做好了跌死的准备，把衣服撕成长条做绳索，系在树上漫漫滑行，幸好下面有和尚接应，徐霞客还是多处受伤。

想起这一段，感觉自己的旅途比徐霞客幸运得多，不禁嘿嘿地笑出声。

        

 

在门头沟山区一个叫军庄镇的地方，距离苹果园地铁大约25公里。杨奶奶躺在军庄养老院已经三年多了，每次过去她永远在睡觉，鼻孔插着发黑的塑料管，脸上布满斑点，因为一直侧身躺卧，半边银白色的头发凌乱竖立。刚进养老院时能填满一张床，如今骨架干瘦，连半张床也占据不足。

我和老童已经熟悉了这条环绕山梁的马路，夏天路边清翠葱茏，冬天山坡上一片黝黑。老童在军庄驾校培训过，每次路过他总要提高嗓门重复他学车的历史，尽管我耳朵听得起厚茧，但仍然是路途中最开心的事情，有一次他没记起，我赶紧提醒：喏，快看你的黄埔军校。

军庄养老院是一栋四合院，空气清净，光线充足。住了五六十个老人，冬天一齐出来晒太阳，奇形怪状，很像《庄子》里记载的虚拟人物。我们进了院子，跟女院长打过招呼，老童十岁女儿陀陀拿起苍蝇拍追逐飞虫，我们推帘进了杨奶奶的屋，扳着她的肩膀大声问安，她仍旧睡得昏昏沉沉，我用卫生纸擦掉她的眼屎，按着她的肩膀轻轻推拿一番，然后拿起床头边的赞美诗调挑几首歌大声歌唱，老童也不嫌我跑调，背着手像个新闻联播里视察工作的领导。

杨奶奶原名杨秀贞，今年79岁，解放前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。她父亲留学法国回来后，在东交民巷的法国银行工作。杨秀贞师范毕业后，当了两年小学老师，写得一手娟秀工整的繁体字，19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一个海南文昌人，丈夫是黄埔军校毕业生，因为追随总理遗愿当了飞行员。

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，也是杨秀珍一家悲惨潦倒命运的开始。杨秀贞一家本来已逃到台湾，但因为思念母亲，又不谙政治，她和丈夫偷偷乘船回到海南文昌，一下船便被当作台湾特务给扣押了。她丈夫以认为自己是爱国资本家，又是追随中山先生的好军人，但是解放军根本不认账，连续几夜的审讯拷问，杨秀贞不堪折磨，于是服药自尽，不料三天后她又醒过来，头疼的要命，此后几十年里，唯有这头疼的毛病和她不弃不离。

新中国成立起初十几年里，杨秀贞一家始终伴随着祖国的政治热点，从土改三反五反到反右，一直到文革结束，杨秀贞和他的丈夫一直戴着帽子，从一个会场批斗到另一个会场。后来批斗的干部都累了，就把杨秀贞夫妇发配到黑龙江农垦场劳动改造，转眼就是二十年。杨秀贞生有两子两女，大女儿冬天上学衣服不足御寒，双腿冻瘫，因为不忍心孩子跟着受惊吓，杨秀贞夫妇遂把9岁小女儿送给南方一修女，两个儿子留在身边一起接受体力和精神上的改造。

1984年，年近花甲的杨秀贞夫妇思恋故土，又回到了北京，但没房没收入。在亲戚帮助下，杨秀贞在社科院石景山宿舍传收发室找到一份工作，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。到2005年脑出血住院时，杨秀贞的工资是150元，刚够买馒头咸菜。她的丈夫去世多年，黄埔校友的接济轮不上她，政府平反也离她遥如天上的星辰。

艳玲去美国前认识了杨秀贞，然后介绍给我们，那时候北京申办奥运刚成功，几年来另外几个朋友相继去了北美，只有我和老童时间比较空，仍能时常去探望。我好比认了个奶奶，老童则多了一个理论倾听者。

我对于政治不敏感，出生时文革刚结束，89年我家里没电视，49年发生的事情离我更遥远，我如同一株向日葵，快乐地以为全世界都有阳光。老童稍年长，对杨奶奶的身世经历尤其叹息，每次探访杨奶奶回家，老童几乎沉默不语。

杨奶奶每周惦记着我们的探访，见面时如同孩子过节般的喜乐，紧紧握着我的手喊亲人，那一幕常使我想起贫下中农迎接红军的场面，但红军肯定不会和杨奶奶握手的。有一次我带烤鸡去看杨奶奶，她马上打开纸袋吃鸡腿，吃完给我描述海南文昌鸡的滋味，接着她回忆起小时候想吃全聚德烤鸭，打个电话就送上门，厨师一刀一刀削下油滋滋的鸭肉，她的口才好，我仿佛听见了削烤鸭的声音。

作为一个孤寡老人，杨奶奶最怕生病，但善良人的愿望最容易落空。2005年初的一个下午，我去杨奶奶宿舍，房门却意外关闭着，她的邻居告诉我她因为脑出血滑倒，被送到医院重症房抢救。在医院的四个月里，杨奶奶从此不再说话，看到我也不兴奋，任泪水慢慢濡湿枕巾，连大小便尚需护工处理，她的自尊心已彻底崩散。等到我离开病房时，她的眼光重新投落在我身上。

杨奶奶的外甥女为她选择了军庄镇养老院，偏僻但是安静。我无法劝她开口，就想到教她忧伤时唱歌，她小时候参加过宣武门教堂唱诗班，能背好多曲子，养老院其他老人每天下午能听到杨奶奶唱歌，嗓子尖细如十岁女童。但是好景永远不长，杨奶奶的下巴掉了，口水浸湿了床单，养老院的赤脚医生用土方法把下巴合上，但隔三差五又掉下来，护工嫌麻烦，干脆给杨奶奶套上护脖，她终于连唱歌的快乐也没有了。再隔一段时间过去探望，发现杨奶奶神志模糊，眼神空空荡荡，见人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《圣经》：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可矜夸的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！整整60年的苦难生活，杨奶奶成为了另一部新中国历史。我们在日光之下能领悟什么？不过顺应天地自然规律而已，地球绕到太阳阳面是夏季，转到阴面即是阴冷的冬季，人生的意义，亦是如此。

     今年在深圳呆了半年，思想观念经常受冲击。我居住在北方十几年，连思维也北方化了，感觉在广东如在国外一样新鲜。

     深圳人周老板，以大学教授身份下海，十几年来积累了大量财富。周老板如同其他在深圳打拼的人群一样，有拼搏精神，讲话似幽默也似调侃，有一种世事洞明的冷静。

     深圳人靠政策发家的，所以对政策尤其敏感。周老板算是一位民间政策解读家，他对国家的动态及现状心领神会，有时寥寥几句就能描绘出一个无奈而且残酷的现实。某日喝茶，聊到当今中国家庭离婚率奇高，道德底线无止境的现实问题。周老板扶一下眼镜，轻松地看看窗外风景，然后平静地说：党的政策已经制定好了，一夫一妻制就是一个夫人、一个妻子，不能随便更改的。

     

 

每年秋天的黄昏，北京城里有一种尘埃凝固的宁静。

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，走到小区门口时，听到一阵慷慨激昂的争吵声。原来是一个理板寸的男人和水果摊老板在吵架，那男人有一米八五，壮实的如一座铁塔，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水泼不进，水果摊老板涨红着脸，一句话也插不进，仰面承受着板寸瀑布般的口水。

水果摊老板是瘦小的南方人，几年来两兄弟默默做生意，很少听到他们粗声言语。听围观人群的低声讲话，我得知板寸欲买水果，把所有水果捏遍又嫌贵不买了，临走时无意识骂了一句真他妈的黑，惹得水果摊老板回敬了一句，于是平静的小区迎来了热闹。

板寸仿佛得到了联合国授权，大义凛然地骂一句前进一步，水果摊老板很快被逼到货车边上，旁边一个妇女奋勇地冲上去拉架，板寸的瀑布无一遗漏在她的头发上。

板寸的骂功大约得益于京剧，声音洪亮却不重复，两分钟后又复述了一遍。水果摊老板想用肩膀顶移货车，可惜没有成功，他的弟弟起初在发傻，看到哥哥没有退路才上来拉开板寸。

人类的智慧集中在吵架上，性器官在板寸嘴里花样不断，每一个词汇同时具备创造性和攻击性，精彩绝伦，水果摊老板一直插不上话，眼神简直要崩溃了。板寸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挺着胸脯就差点挤扁水果摊老板，被弟弟拉了一下，板寸暂停谩骂，似乎在思考实力均衡。

水果摊老板终于有了喘气的机会，缓缓神开始回敬：你妈的x，买不起还骂人，像你这种男人实在是耻辱，你要逼我急了，一刀捅死你。板寸不再前进，但话语毫不示弱：你丫个破摊子，信不信老子翻了它。

围观人群没人劝架，都在等待板寸顶翻水果摊。板寸摸摸口袋没找到烟，一边骂着一边回头看人群，声音如同手电筒没电，悠悠荡荡地由高入低了。水果摊老板没忘记叠他的水果，转过身再也不说话，板寸嘴里嘟嘟囔囔，向另一扇小铁门走去，一低头，瞬间不见了。

     第一次看画皮大约是二十年前，如今仅剩下一点毛骨悚然的印象，连影片里的主角姓名也记不起了。上周陪亲戚看新上映的画皮，眼目为之一新，除了名字相同，内容增加了吸引眼球的沙漠和武打动作，影片主线也改成现实生活中最严重的婚姻问题--第三者插足。

     虽然尚未婚娶，但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婚姻。对于时代的发展，女性强悍地以半边天自居，我越加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因为稍有不慎将被半边天如铁锅压倒，后半生想喘气也难。

     姨妈的女儿小芳疑似肺结核住院了，可国庆节医生放假，只得观察一周再化验。小影的男友从江西赶过来探视，从不拒绝女友的要求，要什么买什么，看着两人亲密的背影，我心想要是自己女友得重病，肯定卖股票借贷来医治她，如果女友得病越来越重，容貌健康消损无几时，我能否卖血来维持这一份情感？

     王生和佩蓉在影片中复活了，现实中的婚姻却在渐渐死亡，如同海水退潮一般。人生于天地间，命运却身不由己，宝钗德行学识虽好，但对爱情没有奢望，自从以宫中陪读选秀名义住进了贾府，再也没有离开的意思。按照薛蟠所说：金的只有拣玉的方可正配。非但宝钗的情感黯然失色，大观园里几乎是没有欲念的。

     倒是大观园外的尤三姐活明白了，她性格泼辣，艳丽亮烈，若不是出身低下，则定为大观园中群艳之首。尤三姐年少时淫奔失耻，及后来母亲和姐姐给她寻觅婚配才醒悟。尤三姐哭着说：你们给我寻找的，即使才比子建、富比石崇、貌比潘安，若进不到我心里去，那也是枉然。及至柳湘莲悔婚，尤三姐自刎，这句话再如石破天惊，给红楼梦抹上重重一笔。

     悲剧是因为人物个性和环境不能相容，现实中的爱情千变万化，感觉良好就携手过安稳日子，寻死觅活也不多见，否则全世界的死亡率会吓人一跳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  财经时报停刊三个月，据说是因为一篇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失实报道而遭到的罚单。

     中国农业银行--一个股改成本达8000亿的怪物。效率奇低，服务偏差，向来以管理漏洞闻名。此庞然金融大物只能生存与中国，曾经惹来无数风波，许多惊人的负面让老百姓见怪不怪，也不见行长引咎辞职，如今仅因为失实报道就委屈得要媒体停刊（“不实”实在令人疑窦），这种事情估计只有朝鲜和中国才会发生，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肯定居功至伟。

     近来家事国事天下事纷杂，由不得细说。仅立此存记，供子孙后世作新闻参考资料。

     我并不怕子孙耻笑，若连存记的良心和勇气也没有，那才是真正最可怕的。

    我前个工作单位给每个员工订报纸，父母跟我住连续阅报三年。父亲退休十多年，到了北京变得很好学，而且不耻下问，上街看到读不通的房产广告，回家后便谦逊来询问我。

     去年母亲想买一本新华字典，早市上要价15块，母亲以为散市后会打折贱卖，不料字典脱销了。今年国家天灾人祸多，报纸上出现的生僻词也增多，比如汶川、都江堰、瓮安、三聚氰胺、闸北公安局、翟志刚等，几乎每一则新闻的发生，都有父亲不认识的字，习惯看新闻的父亲沉默了，除了对灾难的同情，他似乎对生僻字太多的世界越来越惶恐了。

     母亲是退休老师，教小学的，但是今年世界变得太怪，她原先的学识不能满足形势需要。昨天晚上我在房间整理书籍，母亲倚靠在门边，话语里带着一丝羞涩，原来她早上看到一本新华字典，要25块钱，母亲刚好取了报纸，上边有一个陌生词叫“售罄”，母亲再次受了刺激，于是咬牙买下了高价字典。

     父母获之如宝，早饭后来到公园里，压抑太久的求知欲，两老人恨不得马上在字典里找到答案。结果是母亲略胜一筹，因为父亲不会查笔画。

     母亲讲完故事大概，父亲还在厨房里洗碗，母亲冲着厨房高声：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；我帮助你识字，你以后可不能欺负我。

     父亲没听清母亲前半句的意思，手上拿着筷子走出厨房。母亲又重复了一遍，父亲不乐意了：你不过教了几个字，干嘛说的这么复杂！

      2个多月前，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袭警，6死4伤，案件震惊全国乃至全世界。

      在我的印象中，广东的警察最容易出事，流动人口多，走私贩毒抢劫事件每天在发生。而上海的治安很好，经济环境全国第一，令我万万没想到，惊天大案就发生在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大楼里。

     我为杨佳可惜，也为伤亡警察哀痛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刑事案件对于每个家庭都意味着悲剧。我出生太晚，没有领受过“两个凡是”的金训，但不妨碍我沿着伟大光明正确的路线方针去思考。

     今年的中国像个大剧院，火车出轨相撞令人愤怒、地震令人悲痛、华南虎令人虚幻、瓮安群体性暴乱令人惊讶。每天不敢看电视，总感觉心脏不断超越我们的承受。股市大盘跌至深渊，杨佳袭警案却把人民情绪推向高峰。上海公检法浑然三位一体，自导自演来决定一个青年的生命，连被告的辩护律师也由闸北区法律顾问担任，不顾台下观众嘘声四起，台上的演员浑然忘我，坚持着演完一出最荒诞的剧目。被告杨佳在法庭上一言未发，连被告的父亲要求见儿子也被看守所拒绝。

     在《圣经.新约》里，一个妓女正行淫时被抓住，按犹太法规该女子要被乱石砸死，一帮犹太法力赛人和文士气势汹汹，手上拿着石头，押着女人来问耶稣如何判决。耶稣不答话，只顾在地上写字，最后说了一句话：你们当中有谁无罪的，就可以拿石头砸死妓女。这群犹太人默不作声，从老到小鱼贯退出。耶稣对妓女说你走吧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只是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

      在杨佳案件审判那一天，我没有见到媒体报道，只在视频上看到无数警车依次离去，现场没有人愤怒拿着石头，唯一的消息是：杨佳被判死刑了！

    

      昨晚和几个朋友吃饭，有一个在政法委工作。聊天内容无非是股市、房价、群众游行，最后聊到犯罪事件、人心迷失。

      政法委朋友常年和公安、法院、检察院打交道，心事重重，他干了一杯酒，自嘲道：如今中国有两个标准，法律是最低标准，道德是最高标准；国家能看住百姓不犯法已是不容易，但要达到道德标准，全国人民都惭愧了。

      中国股市面临崩盘，几千万股民的资本被任意洗劫。17大总理“保护财产性收入”已成为一句空话，中国资本市场满目疮痍，证券监管部门还声称不救市，因为崩盘不影响他们的官位，连平准基金的推出也要看他们的心情。

       几千万股民默默舔着伤口，普世价值已看不出任何价值。中国的政府官员让全世界公务员羡慕，无限的权力，微不足道的义务。只要他们轻轻伸脚绊一下，全世界也要摔个跟头。

      从汉代开始，中国拥有世界最好的平准制度。作为一个农业大国，政府在丰收年高价买进粮食，免得伤农民的积极性，在灾荒年低价抛出。宋代王安石新法提出了农业贷款制度，是中国平准制度的一大进步。

     现如今的政府官员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，无人关心百姓的死活。2千多年的优良文化传统已荡然无存，中国的土地上泛滥着焦虑和贪婪。中国的老百姓依然是最好管理的人群，他们像驴子一样勤劳，走完一圈又一圈。

     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，这句古话已不再灵验，如今天下，不作为的官员依然坐在高位上。

      犹太人以懂管理闻名，股份制就是他们发明的。《圣经.出埃及》记载：摩西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，浩浩荡荡上百万人跨越红海，在旷野荒漠中休整，男女老少的吃喝拉撒重担全落在摩西身上，包括纷争和诉讼，当时摩西已年过八十，每日疲惫不堪。摩西的岳父叶忒罗不忍心女婿疲乏，于是劝摩西：你当从子民中选出有才能、敬畏神、恨不义之财的人来任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十夫长，小事交由他们来决断。以色列民族的兴起，跟这次人事调整有重要的关系。

   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家兄妹五个孩子，除了妹妹不扰民，其余四兄弟每天要舞棍弄棒，亲友邻舍没有能力来阻止。唯一有团队合作精神的记忆，是83年--85年的清扫粮仓活动。

     大哥大我一轮，参军退役后参加工作，我还是小学一年级。大哥长着娃娃脸，虽然领薪水，但管制不住霸气十足的二哥，父母单位离家远很少回来，因此我们四兄弟在家里时刻警醒，从小就学会躲避无意中飞来的石子瓦片。

     大哥分配在当地的粮食管理所，算是比较吃香的部门，但下班回家就不能保证衣服体面了。自从《少林寺》、《武当》等电影广受欢迎，我家几乎成了练武场，锅碗瓢盘几乎找不到完整的，连凳子也变成防身武器。

     粮管所有一个独立的大院子，用来储存大量的稻谷，每年夏秋季节农民来交公粮，检验合格后全部堆积在粮仓内。院子里墙上全是防火防潮防鼠防麻雀的标语，为了通风，粮仓下面设置好多通道，每个月要打扫一次，然后放置耗子药。有一个周末，大哥宣布带我们三兄弟去扫粮仓，回报是每人一包饼干、五角钱。我们三兄弟欢天喜地排队出发了，每人分配到口罩、手电和扫把，更增添了神秘感，对大哥的交待莫不服从。

      二哥负责仓库梁上的卫生清洁，他戴着口罩像小偷，在梁上一顿打扫，然后跳下来落在稻谷堆上，可惜我爬不上去。我和三哥负责打扫通风道，通道连通的，里面黑漆漆一片，我如同参加地道战的士兵，精神上一片神圣，决不放过任何一只老鼠。在通道拐弯处遇到三哥，他全身包装严实如野战军一般，见我并不说话，只是点点头，恐怕惊走了老鼠。

      等我和三哥从地道里扫出一堆垃圾，二哥早已在院子里扑腾麻雀，我们随身带弹弓的，有时夏天能打好多麻雀。大哥给我们脱衣服、摘口罩，亲自给我们打水洗脸，我们如同被首长检阅的战士，心里充满成就感。

      二哥被隆重表扬了，他把雀巢全部消灭，完成了大人也做不到的高空作业。二哥傻笑着，把五角钱装进兜里。

      四兄弟哼着歌，列队鱼贯而出。在路上二哥追问下次打扫粮仓的日期，大哥依旧憨憨地笑。

 

     

   

       深圳的景色真是好，坐在办公室能看到香港的高楼，在北京的时候感觉香港像一盏遥远的彩灯。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。

       闲下来的时候，喝口茶，心情更加宁静。

       最近夜里老睡不好，脑子里无端浮现出古诗《箜篌引》，一个古代北方女子的悲吟。故事大概：一个男人发狂或者是醉酒，走进河里，他的妻子在后面追赶阻拦，但一切太晚了，男人很快被淹死了。他的妻子拨拉着箜篌，哭泣着自言自语：

      公勿渡河，公竟渡河；

      堕河而死，当奈公何！

      唱罢也投河自尽。

     《箜篌引》不算好诗，吟唱的女人也没有名气。

       一个月来读完《蒙古帝国史》，铁木真和他的继承者发动数千次战争，数百万人死于战乱，但我不为所动，似乎对死亡已麻木了。唯能牵揪我心思的，就是这首古老的《箜篌引》。
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看完闭幕式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
      盛宴结束了，客人们打道回府，大街上有我熟悉的车水马龙。等主人们打扫完卫生，天是蓝蓝的天，云是白白的云，表哥不用加班排稿，老童可以天天开车上班，队长照常送女儿上学，就连我的博客也没有任何纪录，一切彷佛没有发生过。当然，睡得最香甜的是首都警察们。

      客人多了主人累，原来老家有个村支书嫁女儿，因为连续大摆宴席累吐血，后来因一直生病丢掉了村里“土皇帝”的宝座。

    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，明白后知道珍惜也不晚。

     在广州喝早茶，朋友讲一则真事，我差点吐了。

     据说前几年广州治安很乱，大街上抢劫案时有发生，劫匪骑着摩托车一溜烟而去。

     一天有个中年女人去买菜，手提包里只有三十多块钱，走在僻静街道上时，后面有人扯她的手包，女人下意识地夺回，手腕完全暴露在阳光下。劫匪有两个，骑着摩托车，后座上的劫匪通女人拉扯手包，驾驶的劫匪举起刀对着女人的手腕狠狠砍下去，女人的手当时就断落在地上。

      从来没听过如此残忍的事件，特地记录。

       电脑网络有问题，我仿佛被关进没有灯火的孤岛，但世界依然喧嚣。

       索尔仁尼琴走了，估计所有媒体在铺天盖地的悼念，巴金可能不得安宁了，随时要被拉出来比较一番“良心”，他活着时已成为一个坐标，早就淡漠了人世间的是非和指责。中国历来就是这样，文人的笔和武士的刀一样锋利，互相攻击讨伐，从来就缺乏自省。

       索尔仁尼琴在世的时候，中国几乎没有媒体来赞扬，古拉格群岛在中国也是一个忌讳。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，曾经有70年的辛酸的历史命运重复，后来的结局却有所异，索尔仁尼琴宽恕了迫害他的人，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也退位至总理。而相邻的中国依然是庭前花落不闻声。

       奥运会召开前，媒体似乎找回了目标，全国人民集体学习到一个陌生名字，重温了一段似曾相识的历史年代。

       我尊敬索尔仁尼琴，但我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。在伤感中国文艺沦丧60年之时，再一次向俄罗斯的脊梁们致敬，包括百年前被沙皇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，她们追随到西伯利亚，始终和她们的丈夫不离不弃。

       任何人南巡，肯定长见识。

      在深圳的办公室，见识到3G手机了，带天线，深圳赛格那边水货700块一部，7个同事人手一部。 传说中的高科技别在同事腰上，咋看都不像，不过看电视还真清晰。

       走私盗版意味着市场需求，当国际版权保护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，我们勤劳的、善良的同胞们在默默奋斗，努力平抑各个行业的物价。

       以后有人来南巡，见识肯定更诧异。

        像我这样的人：黄皮肤、爱面子、胆小自私、怕警察 ，连电话费也没有拖欠过。在中国随便一个地方扔块砖头，起码能砸中三个我。

         从我出生起，注定了和这个国家不弃不离，我的名字有参军卫国的意思，和援朝、卫红等名字一样普通，暗合了一个民族在某时代的一段轨迹。从上小学第一天起，我和同学在操场举手握拳宣誓：“相信科学、破除迷信；三面红旗，解放台湾；”童子军的誓言直穿云霄，震得操场的红旗霍霍作响。   

        父亲是个老党员，第一次参观天安门的时候，在毛泽东画像下徘徊多时，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泪光。我这半辈子也差不多，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我从小到大就认为中国是最好的，中东子弹飞来飞去、非洲不过荒蛮之地、美国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、欧洲有杀人如麻的纳粹；每次看新闻联播，发现只要有党在，我的生活才能走伟大光明正确的道路。

        阿松是我在北京的朋友，曾经因为没有暂住证被抓到昌平挖沙，后来被移送到外地，父母花了2000块钱赎回来时，阿松瘦得跟猴子一样。阿松叙述这段往事就容易激动，喝口啤酒，无奈叹息说：TMD的我这辈子看不到人权了！

         我没有阿松的经历，乏味的安慰语却勾起十八年前的一幕镜头：

          初中时我住父亲单位里，一栋二层行政楼。那时干部忙于抓计划生育，有些男女逃走了，干部就把牛羊和猪牵过来圈在院子里，还用竹竿捅破瓦房，有一次干部们抓一个男的去医院结扎，其中一干部被男的用剪刀捅破肚皮。偏偏农村人喜欢多生几胎，乡政府人手不够了，便招募一批退伍军人组建治安队，治安队长姓叶，听说身手不错。

          有一天凌晨，我被一阵呼救声惊醒了，会议室里传来很嘈杂的声音。我拖着棉鞋推开会议室，叶队长和三个队员站成一圈，地上坐着一对年轻夫妇，头发散乱，脸上有泥水和血痕。又是一对偷偷夜里回家的超生游击队，被邻居告密来不及逃走，一番对抗后成了治安队手里的“俘虏”。    

      叶队长见我进来有点慌乱，让夫妇赶紧闭嘴，以免吵醒楼里的领导。那女人见人就当作救星，呼救喊冤的声音更加尖细，叶队长一气之下踢倒女人，脚板踩着女人的脸。女人不断挣扎，嘴里嘟嘟囔囔，被叶队长的迷彩裤遮挡住，看不清女人脸上的表情，只见女人的身体不断扭动，似乎有一股火要喷发。

      那时我十五岁，从来没见识过审讯手段，我怕叶队长连我一起打，关上门赶紧逃回房间。后来听说那对夫妇被罚款，女的去医院引产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被踩的女人。唯有做过几次梦，梦见自己奋力拔开叶队长的脚板，但就是看不到女人的脸。再后来我离开了家乡，叶队长宽松的迷彩裤彻底遮挡了我的记忆。

    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

生于南方水乡的孩子，多一段夏日嬉水的乐趣，客居北方十几年，心思犹在故乡的小溪里浮沉。如同古时唱词里:我有一段情啊，唱给诸公听！

文革前父母下放到一个农垦场，老大老二相继出世，二哥五岁时，山里下暴雨，二哥失足掉入水中，被山洪卷走，父母夜里寻找，最后在山涧下游找到，母亲泪水涟涟，山谷里一夜风雨飘摇。

人生与世实在没有安全感，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。后来我家增添了四个孩子，末位就是现在比唐僧还絮叨的妹妹。

山区有野兽蛇虫，但母亲最害怕的是门前那条小溪，三个哥哥因为游泳被责罚过多次，我四岁时开始聆听戒水的训诲。比起皮肉之疼，清水小鱼毕竟更具诱惑力，趁母亲去城里开会，我偷偷下水嬉戏，从此悠哉游哉。

母亲发现我竟学会潜水屏吸，叹口气赏赐了几巴掌，同时把禁水的诫令打破了。小伙伴都比我大，无论上山下水我全参加，大家脱掉衣服站成一排，一起嬉笑着小便。游到对岸的岩石上，抓一把大蚂蚁，英勇地跳入水中，等从水面浮出脑袋，蚂蚁已逐流而去。记忆中的那个岩石缝，大蚂蚁总是抓不完，还有一次正在水里嬉闹，却看见一条蛇昂首逆流而上，吓的大家仓皇逃散，跑出了沙滩，才发现一群人全部赤身，脚板被沙石扎的发红发疼。

全家搬迁回奶奶家，我开始上小学，遇到冬天便不耐烦，好容易熬过了春节，便和小伙伴来到小河边，把全身拭擦干净，心里谋算着夏季的快活，名气和年纪往往是成正比的，我的水性越发进步，身子滑溜的跟泥鳅一样。有一次忽然山洪涌来，浊浪滚滚，水面腾地升高一尺多，小伙伴跳上岸寻找衣服，我犹自在水里钻翻，不小心被褐浪卷入水底，眉额被石子刺伤，伤疤至今随身携带

老家嵩峰有大水库，储存山洪泉水，以备农家旱涝所需。水库随山势形成，弯弯曲曲有数千米，末端有大坝，高达几十米。一年春天，十几个农民进山采茶叶，回程不慎翻船，七女二男溺水身亡，乡人惊愕伤痛好几年。到了夏天，水库附近山静水清，花草长势旺盛，我们偷偷来游泳，游到几百米远的对岸，躺在树下草丛歇息，身上没有衣服，在树丛间找一种野果吃，颜色红艳，味道酸甜如樱桃，乡人唤作“猫猫”。吃过了野果，我便游回大坝，在林荫处哼歌作乐，身旁小伙伴猜测水库有十几米深，我就大胆要去探底，水面温度高，下沉时却是冰冷，我在水底抓住一把泥沙，慌乱浮出水面，一边喘息，一边向岸上的伙伴炫耀手上的泥沙。还有一次惊险，我骑大水牛沿着水库的小路下山，水牛见水发狂，循斜坡冲入水库，我紧紧趴在牛背上，一同跌进水里，衣服湿漉滞重，我索性把衣服脱下来，挂在牛角上，踏水游回了大坝。

九岁那年的夏天，随放电影的叔叔来到一个山村，傍晚电影没有开始，我们几个小影迷跑到河边游泳。一个同族伙伴十五岁，在河里被石缝夹住脚髁，大声喊救命。我赶紧游过去，潜水去搬移石头，换息好几次，终于拔出了伙伴的脚，托着伙伴的手臂游到岸边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被救的伙伴早忘了河水的滋味，我也习惯了身边没水的生活，每天急行军一样赶上班，眼睛所见全是钢筋水泥。

上周去海边，一口气游出了二百米，妹妹在海滩上急招手，等我回到沙滩，妹妹一边警告，一边比划着鲨鱼的形状，我摇摇头只好服从。其实如今的北戴河，除去咸涩的海水，不过比河略强点罢了。同行的小刘是北方人，连接三年一起去海边，但从来不游泳，我特想把戏水的乐趣灌输给她，但看小刘满脸俱是道理，我跃跃欲试的心思登时消逝到爪洼国去了。